白居易是唐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卖炭翁》、《观刈麦》等等，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叙事诗是他最成功的的代表作。白居易的诗歌语言朴实通俗，音调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诗歌刻画的形象也非常的鲜明，大多带有政治上的暗喻和讽刺。
诗歌的题材主要分为闲适诗和讽喻诗，闲适诗倒是描写自己的现实生活，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讽喻诗则是关注民生，与社会政治相联系，揭露社会上的黑暗。
白居易的诗歌大多是描写现实，关心底层普通穷苦百姓的生活，例如《卖炭翁》中描写了一个烧炭的老人通过烧炭卖炭谋生却遭到宫使掠夺的不幸生活，《观刈麦》则讲述了普通农民在炎热的夏季里辛苦收割麦子以及那些因为赋税繁重而凄凉地捡麦穗的画面。
白居易是哪个朝代的人?
白居易是唐朝的人。
他当过很多官：
贞元十九年（803年）春，授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正九品上。
元和元年（806年）四月，授周至县尉，县令辅佐，闲官。正九品下。
元和二年（807年），贴集贤校理，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正九品上。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十五日，授翰林学士，起草皇帝诏令，顾问；从八品上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劝谏皇帝，举荐人才；从八品上。
元和五年（810年）五月，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京兆府高级幕僚，正八品下。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左赞善大夫，太子属官，侍读；正五品上。
元和十年（815年）七月，贬为州刺史，改授江州司马，刺史的属官，掌一州军事治安，从六品上。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迁忠州刺史，正四品下。
元和十五年（820年）夏，拜司门员外郎，从六品上。
白居易是哪个朝代的
【白居易是哪个朝代的】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
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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